竞争压力、环境规制策略与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绩效——— 一个倒 U 型关系的解释

谢文栋

摘要 : 政绩考核绿色化转变是诱发地方政府环境竞争的重要因素，也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重要制度安排。文章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调节路径分析等方法实证检验了环保竞争压力对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绩效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 : 首先，环保竞争压力与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绩效之间存在倒 U 型关系，在一定阈值内，竞争压力可以显著提升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绩效，但超过一定阈值时，竞争压力则会降低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绩效。其次，地方政府会根据环保竞争压力大小而采取不同强度的环境规制策略，并以环境规制作为传导机制发挥环保竞争压力对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绩效影响的倒 U 型关系。最后，地方官员晋升激励和公众参与对环保竞争压力与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绩效的倒 U 型关系具有调节作用，地方官员晋升激励会使倒 U型曲线拐点提前，而公众参与会使倒 U 型曲线拐点推后。文章结论能够为优化环境制度设计，助力美丽中国建设提供经验借鉴。

关键词 : 竞争压力 环境治理绩效 环境规制策略 晋升激励

一、引言

在中国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是国家治理的重要主体，承担着经济发展、保障民生和维护社会稳定等多项任务，在经济发展和环境治理等方面拥有较大的自主权。地方政府在充分发挥能动作用的同时，也引发了相互之间的竞争 ( Qian ＆ Weingast，1997) 。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强激励和相对绩效考核体系下，地方政府之间形成了以 GDP 为核心的“晋升锦标赛”治理模式( 周黎安，2007) 。然而，由于政治激励错位，部分地方政府在执行中央环境政策时经常出现目标偏差，导致地方环境治理普遍存在低效率甚至无效率现象 (孙岩、张备，2022) 。为了改变长期以来以 GDP 为核心的政绩考核体系和地方政府偏好于经济竞争的行为，从“十一五”规划开始，中央对地方政府设定了环境污染减排约束性指标和实行环保“一票否决”制，提高环境保护在地方官员晋升考核中的权重，逐步弱化了经济绩效对官员晋升的“强激励”作用( 胡光旗、踪家峰，2022) 。这一举措使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行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环境治理过程中，地方政府间的环保竞争行为也越来越普遍，一些地区在环境治理上采取创新性举措并取得一定效果后，也引发了其他地区的效仿和跟进( 唐曼、王刚，2021) 。例如，2007 年无锡市为了治理太湖蓝藻污染问题，创新性地实施了“河长制”政策，将河湖治理结果和政府官员政绩考核直接挂钩，该制度实施后，太湖的水污染问题很快得到了改善。鉴于“河长制”治理成效的显著性，浙江、云南和河北等省份陆续建立“河长制”(庞锐，2023 ; 沈坤荣、金刚，2018) ，并且进一步衍生出“湖长制”和“林长制”等类似制度，在环境治理上也纷纷开启了“你追我赶”的“锦标赛”模式( 胡光旗、踪家峰，2022) 。

随着中央政府不断强化环境指标在地方政府政绩考核体系中的重要地位，环境绩效愈发成为地方官员晋升比拼的关键要素，地方政府官员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目标的考虑，在环境治理上也会与同级政府展开竞争，以避免环境绩效不达标而对其晋升造成负面影响。张彩云等 (2018) 基于地方政府间环境治理策略互动的视角研究发现，严格的环境考核指标直接强化了地方政府间“竞相向上”的策略互动，使地方政府朝着“良性竞争”方向发展。但也有研究认为，即使将环境指标纳入地方政府政绩考核体系中，但由于环境治理具有较强的外部性特征，地方政府在环境治理上更倾向于选择“搭便车”，导致环境治理难以达到预期效果 ( 冉冉，2019) 。同时，经济绩效仍然是影响地方官员晋升的重要因素，在经济增长与环境治理的权衡中，地方官员可能缺乏足够的动力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实施严格的减排措施，而是将减排目标集中于被纳入环保考核的约束性指标上，采取策略性的减排行为，使得非环境约束性指标沦为政绩考核体系的牺牲品，进而导致地区整体环境绩效没有得到实质性提升 ( 杨建坤、陈淑云， 2022) 。可以发现，已有研究对中央环保约束下地方政府竞争与环境治理的影响关系展开了诸多探讨，并且存在两种相反的观点，但忽略了不同地方政府所承受竞争压力的差异性及其对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绩效的影响，也未厘清环保竞争压力与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绩效之间是否存在非线性影响关系。那么，在中央环保指标考核约束下，同级政府环保竞争压力对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绩效是否存在“双刃剑”效应?其影响机制又是什么? 基于此，本文利用 2007 ～2020 年 279 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对上述问题展开实证分析，以期为优化我国环境治理制度设计、提高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绩效提供理论依据和经验借鉴。

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 : 首先，基于我国环境治理实践，证实了环保竞争压力与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绩效存在倒 U 型关系，为地方政府竞争与环境治理绩效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证据，也为中央政府优化绩效考核机制，引导地方政府良性竞争提供了经验参考。其次，地方政府策略性行为是导致环境政策产生不同治理结果的重要内因，本文考察了不同环保竞争压力下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行为的变化，进一步验证了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策略在环保竞争压力与环境治理绩效倒 U 型关系中的传导作用，揭示了地方政府行为影响环境治理过程的内在机制。最后，基于微观参与主体视角分析了地方官员晋升激励和公众参与如何影响环保竞争压力与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绩效之间的关系，从微观层面强化了环保竞争压力影响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绩效的内在逻辑。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如前所述，关于环保竞争压力对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绩效的研究多聚焦于讨论宏观层面的影响效应和线性相关关系。理性选择学派代表人科尔曼 ( Coleman，1990) 指出，理论不仅要解释两个宏观现象，还要解释关联两个宏观现象底下的微观社会机制，通过借助对个体行动的分析，去解释处于宏观水平之下的个体行为以及这些行为怎样影响宏观社会结果。 因此，本文在分析环保竞争压力与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绩效影响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借鉴科尔曼 ( Coleman，1990) 的“宏观—微观—宏观”跨层次分析框架，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分析和解释环保竞争压力影响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绩效的运行逻辑和内在机理。在宏观层面，遵循“压力—行为—产出”逻辑，阐释环保竞争压力如何改变地方政府环境规制行为进而影响其环境治理绩效，从而厘清其中的宏观传导机理 ; 在微观层面，进一步考察环境治理中的利益相关者，包括地方官员晋升激励和公众参与如何影响环保竞争压力与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绩效之间的关系。本文分析框架如图 1 所示。

(一) 环保竞争压力与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绩效

地方政府的竞争压力主要来源于同级政府，在决策时为了减少不确定性状况和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地方政府往往会优先参考周边同级政府的制度创新与决策方案 ( 庞锐，2023 ; 王程伟、马亮，2020) 。在相对绩效考核体系下，当环境指标被纳入官员绩效考核内容后，同级政府环境治理绩效将直接对地方政府形成外在的竞争压力 ( Overton，2017) 。竞争压力主要表现为地方政府相互竞争和赶超所形成的一种压迫感。

资料来源 : 作者自制。图 1 : 本文分析框架图

地方政府面临环保竞争压力的大小，一方面取决于其面临的竞争对手数量，同级别城市数量越多，“政治锦标赛”越激烈，地方政府承受的竞争压力越大 ( Connelly et al．，2013) ; 另一方面取决于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绩效与其他同级政府之间的差距，地方政府在环境治理时，通常会与其他同级城市治理情况进行对比，对比差距越大，则意味着追赶竞争对手的压力越大( Lü & Landry，2014) 。 已有研究认为，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行为和环境治理策略性互动关系，会导致“逐底竞争”和“逐顶竞争”两种结果(Saikawa，2013) 。虽然这两种观点都得到了较为充分的论证，但是地方政府面临的竞争压力的强度是不同的，即便在同一竞争环境中，地方政府承受的压力也可能存在较大的异质性，进而对环境治理产生不同的影响。 因此，环保竞争压力对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绩效的影响并非简单的单调递增或单调递减的线性关系，而是取决于竞争压力的大小。当竞争压力较小时，在中央环保指标考核约束下，环保竞争压力能够形成新的“锦标赛”模式，激励地方政府进行环境治理，实现从“不作为”到“积极作为”的转变( 关斌，2020) 。但当竞争压力较大时，由于赶超同级政府的成本比较高，地方政府追赶其他地区的积极性会逐渐降低。这种情况可能会导致该地区“破罐子破摔”，反而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经济发展上，以突出的经济绩效来展示异质化优势，因此不利于环境治理绩效的提升 ( 黄建欢、谢优男、余燕团，2018) 。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H1 。

H1 : 环保竞争压力对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绩效的影响呈先上升后下降的倒 U 型关系。

(二) 宏观影响机制 : 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策略的中介作用

竞争压力是影响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绩效的重要因素，而竞争压力引致的地方政府环境规制行为变化是其发挥作用的主要传导机制。新制度主义理论认为，处于制度环境下的组织，其行为必然会受到制度环境的塑造和影响 (Meyer & Rowan，1977) 。面对同级政府的环保竞争压力，地方政府会根据自身在制度环境中的定位，主动采取不同的环境规制行为策略进行回应，并对其环境治理绩效产生影响。 因此，遵循“压力—行为—产出”的逻辑路径，环保竞争压力会通过影响地方政府环境规制行为进而影响其环境治理绩效。具体而言，一方面，在一定范围内，随着环保竞争压力的增大，在晋升锦标赛体制下，地方政府为了在政治竞争中占据主动权，会产生“见贤思齐”效应，即当同级政府提高环境规制水平时，地方政府也会提高环境规制水平，以避免污染企业向本地区转移，导致本土污染加剧和环境恶化 ( 黄建欢、谢优男、余燕团，2018 ; 陈艺妮、田敏、倪夏然，2023) 。因而，在适度的竞争压力下，地方政府在环境规制上会产生一种模仿和跟进的特征 (Meier et al．，2015) ，促使地方政府间为政绩考核而“相互追赶”，激发了地方政府之间的“标杆学习”和“标尺竞争”。 地方政府加强环境治理，相同级别地区城市也会相应加大环境治理力度，并以同级别城市环境规制行为为标尺进行参照学习，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逐顶竞争”效应，进而使地区环境治理绩效得到有效提升( 杨晓军，2022) 。另一方面，当竞争压力超过一定阈值时，会诱发地方政府出现“退赛”效应，降低地方政府提升环境规制的意愿，而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水平的下降会导致竞争压力对环境治理绩效的影响开始转变为负向影响 (Powell ＆ Lim，2022) 。因此，过大的环保竞争压力会诱发地方政府的逃避行为，当预期赶超竞争对手的机会非常小时，地方政府在环境治理上赶超同级政府的意愿和动力就会降低，通过提升环境规制水平来提高环境治理绩效的偏好也会弱化，进而导致竞争压力对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绩效产生负向影响。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H2 。

H2 : 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策略行为是环保竞争压力影响其环境治理绩效的中介变量，环保竞争压力以地方政府环境规制作为传导机制实现其对环境治理绩效影响的倒 U 型关系。

( 三) 微观影响机制 : 地方官员晋升激励的调节作用

晋升激励是影响地方官员行为的重要因素 ( 王鸿儒、陈思丞，2023) 。不同晋升激励的地方官员在环境治理上存在不同的行为态度，进而会对环保竞争压力与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绩效之间的关系产生差异化影响。一方面，当地方官员晋升激励较弱时，会倾向遵循上级政府绩效考核任务进行注意力分配，以保证各项考核目标的顺利完成。在同级政府环保竞争压力作用下，地方政府会效仿其他城市加强环境治理，以避免环境指标考核不过关而受到上级政府的问责，而不会为了追求更高的经济绩效而影响环境考核目标的达成 (沈坤荣、金刚，2018) ，在环境治理上呈现“避责”的倾向特点 ( 倪星、王锐，2017) 。因此，当地方官员晋升激励较弱时，环保竞争压力能够有效促进地方政府进行环境治理，提升环境治理绩效。另一方面，当地方官员具有较强晋升激励时，为了获取更好的职业发展和更大晋升机会，在完成中央环保考核任务后，通常会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经济发展上面，追求更好的经济绩效以增加自身晋升的筹码 ( 王惠娜、马亮，2024 ; 杨其静、杨婧然，2019) ，但同时也对环境治理效率提升开始产生抑制作用。因为在“晋升锦标赛”体制下，虽然自“十一五”规划开始中央政府将环境指标纳入了地方官员晋升考核体系中，但环境治理主要由弱约束转变为强约束，而非强激励，地方官员在环境治理上主要还是以追求绩效“达标”为标准，呈现“达标锦标赛”的特征(袁方成、姜煜威，2023) 。与具有强激励特征的“晋升锦标赛”不同，“达标锦标赛”只需要完成环境治理的约束性指标。 因而晋升激励较强的地方官员会在环保指标达标后更偏向于促进经济增长，进而在面对环保竞争压力时会表现为动力不足，难以持续显著促进环境治理绩效提升。 因此，随着地方官员晋升激励的增长，环保竞争压力对地方政府环境绩效影响的倒 U 型曲线拐点会提前出现，即环保竞争压力对地方政府环境绩效的积极影响增加放缓，而消极影响加速增长。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H3 。

H3 : 地方官员晋升激励对环保竞争压力与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绩效的倒 U 型关系具有调节作用，会使倒 U 型曲线拐点提前。

( 四) 微观影响机制 : 公众参与的调节作用

公众参与是我国环境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种非正式环境规制，公众参与能够有效弥补正式环境规制制度的不足 ( 关斌，2020) 。因而，在具体实践中，公众参与会影响环保竞争压力与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绩效之间的倒 U 型关系。一方面，当环保竞争压力较小时，意味着地方政府面临的同侪压力也较小，此时地方政府治理意愿也较强，在同侪竞争的作用下地方政府会加强对辖区环境治理的干预，而公众参与作为监督和约束地方政府行为的重要力量，其环保参与能够进一步引起地方政府对环境治理的重视。首先，社会公众会将本地区环境质量与其他地区进行比较，当地方环境质量低于周边城市或相同级别城市时，社会公众会产生不满情绪，并通过建议、引起舆论等方式向地方政府表达环境诉求，甚至通过“用脚投票”( 指人们通过迁移或其他非正式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不满或不信任) 的方式来迫使地方政府加强环境治理，这些能够强化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的横向竞争。其次，公众参与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作为地方政府的替代或补充，缓解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的执行压力，而且社会公众分布范围广泛，可以对污染企业进行常态化监督，及时向地方政府和社会披露企业的污染行为，提高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效率 (Li，2022) 。另一方面，当环保竞争压力较大时，则意味着追赶竞争对手的压力越大，地方政府会由于追赶和超越竞争对手的机会渺茫，而缺乏追赶其他地区的积极性，因而在面对公众环境参与时，会采取回避、拖延和推诿等行为策略，难以继续促进环境治理绩效的提升。 因此，当在环保竞争压力处于低位时，公众参与能够强化环保竞争压力对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的影响作用，延长环保竞争压力对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绩效的正向影响，使倒 U 型曲线拐点后移。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H4 。

H4 : 公众参与对环保竞争压力与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绩效的倒 U 型关系具有调节作用，会使倒 U 型曲线拐点推后。

三、研究设计

(一) 模型设定

为了检验环保竞争压力对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绩效的影响效应，本文设定如下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

式 ( 1) 中，EGPit为被解释变量，表示城市 i 在 t 年的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绩效，competeit表示城市 i 在 t年的环保竞争压力，Xit表示控制变量，λt 为年份固定效应，μi 为城市固定效应，εit 为随机误差项。为了检验环保竞争压力与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绩效之间是否存在倒 U 型关系，式 (2) 在式 ( 1) 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了环保竞争压力的平方项competeit，β1 和γ2 是本文关注的核心系数，如果β1 显著为正，则说明环保竞争压力提升了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绩效，但如果γ1 正向显著，γ2 负向显著，则说明环保竞争压力与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绩效存在倒 U 型关系。

(二) 变量说明与测量

( 1) 被解释变量 : 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绩效 (EGP) 。本文主要参照谢文栋和王峰(2024) 等的研究，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中 Super－SBM 模型进行测度。在投入指标方面，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投入一般包括人力、资本和技术三个方面，因此本文选择城市环境管理从业人员、地方政府节能环保支出和科学技术支出作为投入要素。在产出指标方面，期望产出指标主要包括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率、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和建成区绿化覆盖率，非期望产出指标主要包括工业二氧化硫、工业废水和工业烟 ( 粉) 尘排放量。

(2) 解释变量 : 环保竞争压力 (compete) 。地方政府的环保竞争压力主要来源于同级政府，同级别城市是地方政府模仿和比较的重要对象，而且上级政府对地方官员的考核通常采取相对绩效进行评价 (周黎安，2007) 。根据绩效差距理论，地方政府会通过比较自身绩效与其他同级政府的平均绩效来评估自身绩效是否领先于其他同级政府 ( 王程伟、马亮，2020) 。因此，遵循可比原则，在构建环保竞争压力指标时，本文参考李长青、禄雪焕、逯建 (2018) 的做法，首先将样本分为直辖市、省会和副省级城市、普通地级市三类，其次算出同级别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绩效的均值 , 最后通过计算上年度各城市与其同级别城市环境治理绩效均值差距来衡量当年地方政府面临的竞争压力。为了方便理解，本文将上年度同级别城市环境治理绩效均值减去上年度同级别城市内各个城市的环境治理绩效值，分值为正值且越大，说明该城市环境治理绩效距同级别城市的环境治理绩效差距越大，该城市地方政府面临的竞争压力就越大 ; 反之，分值为负且越小说明面临的竞争压力就越小。

(3) 控制变量。本文主要控制了以下因素 : 经济发展水平，采用地区人均 GDP 表征 ; 工业化程度，采用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地区 GDP 比重表征 ; 人口密度，采用每平方公里人口数表征 ; 对外开放水平，采用外商直接投资占地区 GDP 比重表征 ; 人力资本水平，采用在校大学生数占地区总人口数表征 ; 金融发展水平，采用地区存贷款余额占地区 GDP 比重表征。上述变量均取对数处理。

( 三) 数据来源与变量描述性统计

从“十一五”规划开始，国家提出要对主要污染物进行严格控制和设定约束性减排目标，进一步完善了政绩考核体系，强化了对环境绩效的考核。为避免政绩考核变化对本文估计结果的影响，本文将研究样本设定为 2007 ～2020 年，鉴于数据的可得性和完整性，在对数据进行整理后，保留了全国 279 个城市，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环境年鉴》、EPS 数据平台。主要变量描述性

① 考虑普通地级市的竞争压力主要来源于省内其他普通地级市，因此在计算普通地级市环境治理绩效均值时以各省为单位。

统计如表 1 所示。

表 1 :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四、实证分析

(一) 基准回归

表 2 展示了环保竞争压力对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绩效影响的估计结果。其中，列 ( 1) 为仅包含核心解释变量但控制了时间和城市双向固定效应的结果，可以发现，compete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说明环保竞争压力对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列 (2) 中进一步纳入了一系列可能影响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绩效的控制变量，compete 的估计系数仍正向显著，同样说明环保竞争压力能够显著促进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绩效提升，但这种线性关系并不是很明显。列 (3) 和列 (4) 分别在列 ( 1) 和列 (2)的基础上加入了环保竞争压力的平方项 (compete2 ) ，结果显示，环保竞争压力的一次项显著为正，平方项显著为负，该结果表明环保竞争压力与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绩效之间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呈倒 U型的非线性关系，即在一定范围内，环保竞争压力对环境治理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当环保竞争压力超过一定阈值时，环保竞争压力对环境治理绩效的影响开始由正向转变为负向，环保竞争压力与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绩效之间呈现一种倒 U 型影响关系，证实了假设 H1 。

表 2 : 基准回归结果

注 : * p＜0．1 ，＊＊ p＜0．05 ，＊＊＊ p＜0．01，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下同。

为了更加清晰地描述环保竞争压力与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绩效之间的倒 U 型关系，本文绘制了图 2 。可以发现，在曲线顶点左侧，随着环保竞争压力的增大，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绩效也不断提升，但是越过曲线顶点后，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绩效开始随着环保竞争压力的增大呈下行的趋势，环保竞争压力与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绩效之间的关系逐渐由正相关转变为负相关，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 U 型关系。

表 3 : 工具变量检验结果

表 4 : 倒 U 型关系检验结果

五、影响机制检验

前文采用多种方法实证检验了环保竞争压力与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绩效之间存在倒 U 型关系。接下来，本文将进一步探讨地方政府规制策略的传导作用和地方官员晋升激励与公众参与的调节作用，以深化环保竞争压力对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绩效影响机理的认识。

(一) 环境规制策略的中介作用

已有研究在考察变量之间的传导关系时多采用中介效应模型进行检验，但中介效应模型检验方法只适用于变量间为线性相关关系的情形，而当对于变量之间存在非线性相关关系时，该检验方法是有偏的 ( 关斌，2020) 。因此，本文采用爱德华和兰伯特 ( Edwards ＆ Lambert，2007) 提出的调节路径分析方法进行检验，该方法是一种全效应调节模型，能够准确地揭示中介变量在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因果传导路径，在检验变量间 U 型曲线关系的中介效应具有独特的优势 (杜运周、张玉利、任兵，2012) 。本文调节路径分析方法的回归模型设定如下 :

其中，EGP 和 compete 与前文一致，分别表示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绩效和环保竞争压力，REG 表示中介变量，即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水平，环境规制主要是对企业污染进行约束，通常来说，地区环境规制水平越高，工业企业的准入门槛也会越高，地区工业企业数量增长速度就会降低。 因此，本文将地区工业企业增长率表示环境规制强度，工业企业数量增长速度越低说明地区环境规制水平越高，为了便于后续分析与理解，本文将该指标进行正向化处理，得到的指标数值越大代表环境规制水平越高，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其他变量与式 ( 1) 相同，故不再说明。

式 (3) 为检验环保竞争压力对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水平的影响关系，式 (4) 为检验地方政府规制水平在环保竞争压力与环境治理绩效 U 型关系之间的中介作用，也是本部分关注的重点，若π1 和π2 与式 (2)中γ1 和γ2 的方向保持一致且达到显著性水平，同时π3 也显著，那么就可以认为地方政府规制行为在环保竞争压力与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绩效的 U 型关系之间发挥了中介作用。

表 5 报告了地方政府环境规制行为的影响机制结果，列 ( 1) 结果表明环保竞争压力对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水平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列 (2) 采用调节路径分析方法，纳入了中介变量和构造了环保竞争压力与中介变量环境规制水平 (REG) 的交互项，可以发现，环保竞争压力一次项显著为正，平方项显著为负，同样表明环保竞争压力与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绩效之间存在倒 U 型关系。而且相较于基准回归，环保竞争压力一次项和平方项的估计系数均有所降低。 同时，环境规制水平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提高环境规制水平能够显著促进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绩效提升，而环保竞争压力与环境规制水平交互项的估计系数并不显著，这表明环境规制水平的中介效应不受环保竞争压力权变的影响 (杜运周、张玉利、任兵，2012) ，即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水平在倒 U 型影响关系的全过程中均发挥了中介作用，因此，证实了假设 H2 。

表 5 : 环境规制策略的机制检验

(二) 地方官员晋升激励和公众参与的调节作用

前文理论分析表明，地方官员晋升激励和公众参与可能会对环保竞争压力与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绩效之间的倒 U 型关系产生重要影响。为此，本文借鉴汉斯等 (Haans et al．，2016) 的做法，设定如下调节效应模型进行检验 :

式 (5) 中，mod 为调节变量，分别表示地方官员晋升激励和公众参与。其中，官员年龄被认为是影响官员晋升激励的重要因素，对于每个级别的官员职位都有相应晋升年龄的限制，官员年龄越小，晋升机会越大，政治晋升的激励作用就越强 ( 马亮，2013) 。 已有研究发现，地级市官员晋升主要发生在 54 岁之前，而在 54 岁之后官员晋升的概率大幅降低，因而 54 岁左右被认为是地级市官员晋升激励差异的重要分界点 ( 纪志宏等，2014 ; 杨建坤、陈淑云，2022) 。因此，本文借鉴纪志宏等 (2014) 的做法，将地方官员年龄是否小于 54 岁衡量其晋升激励强弱，年龄小于 54 岁赋值为 1，否则为 0 。关于公众参与，网络问政平台为公众表达环保诉求和建议提供了便捷的渠道，是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有力体现。 因此，本文借鉴郑思尧和孟天广 (2021) 的做法，采用人民网“地方领导留言板”中关于环保相关的留言数来衡量地区的公众参与，并将其除以地区人口，以排除人口基数的影响。

表 6 报告了上述的估计结果。列 ( 1) 结果显示，地方官员晋升激励 (prom) 与环保竞争压力一次项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与其二次项交互项显著为正，表明地方官员晋升激励弱化了环保竞争压力与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绩效的倒 U 型关系，地方官员晋升激励加速了曲线拐点的到来，使倒 U 型曲线更加平缓。该结果验证了前文理论分析中地方官员在环境治理和经济增长权衡行为中的倾向特点，即假设 H3 成立。列 (2) 结果显示，公众参与 (public) 与环保竞争压力一次项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与其二次项交互项显著为负，表明公众参与强化了环保竞争压力与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绩效的倒 U 型关系，公众参与能够延长环保竞争压力与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绩效的正向影响效应，即延迟了曲线拐点的出现，使倒 U 型曲线更加陡峭，证实了假设 H4 。

表 6 : 地方官员晋升激励与公众参与的调节作用

① 本文主要以市委书记为研究对象，因为大政方针须经市委常委会讨论并集体决策，因而市委书记对地方环境治理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同时本文也以市长为研究对象进行了分析，研究结论一致。

续表 6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政绩考核是诱发地方政府竞争的重要因素，随着环境指标被纳入地方官员考核体系，环境治理绩效也逐渐成为地方政府竞争的重要标的。本文以 2007 ～2020 年 279 个地级市面板数据为分析样本实证检验了环保竞争压力对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绩效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得出如下结论 : 首先，环保竞争压力对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绩效存在先促进后抑制的影响作用，是一种倒 U 型的非线性影响关系。其次，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是环保竞争压力影响环境治理绩效的中介变量，环保竞争压力以地方政府环境规制作为传导机制发挥其对环境治理绩效影响的倒 U 型作用。最后，地方官员晋升激励与公众参与均对环保竞争压力与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绩效之间的倒 U 型关系存在调节效应，地方官员晋升激励会使倒 U 型曲线拐点提前，曲线变得更为平缓 ; 而公众参与会使倒 U 型曲线拐点推后，曲线变得更为陡峭。结合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政策建议如下。

首先，建立科学的相对绩效评价制度，优化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竞争机制。本文研究发现面对环保竞争压力，地方政府行为在环境治理过程中具有典型的“相机抉择”特征，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行动逻辑受同级政府竞争压力的影响。 因此，在对地方政府政绩考核时，一方面要参照同级政府的环境绩效，另一方面也应考虑地方政府在环境治理上相较于自身以往的政绩贡献，实现横向绩效和纵向绩效相结合，以提高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的动力。其次，提高环境指标在地方官员晋升考核中的比重，增强环保绩效考核的正向激励效果使环境治理逐渐由“强约束”变为“强激励”，对环保考核结果进行赏罚结合，避免地方官员因缺乏激励而消极应对竞争压力 ; 同时，在地方官员选拔时，应考虑地方主政官员尤其是市长和市委书记任职的年龄结构，避免同一地区的市委书记和市长同时邻近退休年龄，导致地方主政官员由于缺乏晋升激励而消极推进环境治理甚至加剧地区环境污染，这不利于地区环境治理绩效的提升。最后，要积极引导社会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拓宽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渠道。继续巩固和完善公众问政和举报平台，丰富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形式和渠道，提高公众参与的便捷性和有效性，多途径吸纳公民环保意见 ;而且要不断提高地方政府的回应性，及时处理相关环保举报行为和公开处理进度，鼓励公众参与到环境治理方案制定与决策当中，提高公众环境参与广度和参与深度，推动形成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和“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双向治理格局。

参考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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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etitive Pressure，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Strategies，and Local Governments’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Performance :

Explaining an Inverted U －Shaped Relationship

Xie Wendong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Nanchang)

Abstract : The greening of performance assessment has become a critical driver of environmental competition among local govern- ments and constitutes an important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for advancing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and human－nature harmony． This study employs fixed－effects models and moderated path analysis to empirically examine th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compe- tition pressure on local governments’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performance (LGEGP) and its underlying mechanisms．The re- sults show ，first ，that the relationship follows an inverted U － shape : moderate competition pressure significantly enhances LGEGP，but excessive pressure reduces it．Second，local governments adjust the intensity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strategies in response to varying levels of competition pressure，with regulation serving as the transmission mechanism through which compe- tition pressure produces the inverted U －shaped effect on governance performance．Third，promotion incentives for local officials and public participation moderate this relationship : promotion incentives advance the curve’s inflection point，while public par- ticipation delays it．These findings provide valuable insights for optimizing institutional design i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nd suppor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Beautiful China．”

Key words : Competitive Pressure ;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Performance ;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Strategies ; Promotion Incentives

作者简介 : 谢文栋，江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 :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多重制度压力对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绩效的影响机制与联动效应研究 ”( 项目编号 :25CGL138) ; 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政府数字化转型的环境治理效率提升研究 : 运行机制、联动效应与优化路径”( 项 目编号 : GL24217) 。

(责任编辑: 思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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